我坐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今天采访得很顺利，记忆的大门已经打开，重拾覆满灰尘的往事，老人精神焕发，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愿意给我讲的。
我本来应该高兴，只用把老人的回忆记下来，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了。他一生所经历的就是传奇。但我却越来越沉重。日军还在路上，惊慌的南京城暂时还没有什么事。那些国军兄弟还在抓紧时间进行训练。故事还没开始，但我们已经知道结尾了。老人的回忆不可能绕过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梦魇，但我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倾听30多万亡灵的哭泣，需要坚韧的神经。
我摇了摇头，决定不再想这个问题。
目光像枪口一样慢慢移动，但没有目标，每一张脸都在昏昏欲睡，一张脸和许多张脸没有区别，呆板而平庸。年轻的女售票员的确长得挺漂亮的，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虽然带着职业习惯摆着一副冷冷的面孔，但我得承认，她一点都不丑。
她的面前放着一份报纸，她可能已经看完了。她也在消磨着时间，目光出神地盯着窗外，可能是在想着充满青春伤感的心事，也可能什么都没想，她每天像块单调的石头一样坐在这里，生活如此无聊，有什么值得想的？我看着那张报纸，真想让目光变成手，悄悄地把它拿过来。我有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但一整天都在忙着采访前国军中尉李茂才。在这一天里，又有什么新闻？
我犹豫了一会儿，由于昨天的不愉快，我担心她会拒绝我。那份报纸就像一包雪白的海洛因一样，而我，便是那个瘾君子。可能是我执著的目光惊动她了，年轻的女售票员扭过头来，飞快地瞥我一眼。我赶紧抓着这个机会，用目光和那份报纸眉目传情，声音温柔得连自己都要起一身鸡皮疙瘩了：“小姐，我能不能看看这份报纸？”
她有点惊讶，但还是很快就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虽然说不上温柔，但也没有什么反感：“你看吧。”
她如果不生气的话，其实挺美的。
我很快就把那份厚厚的报纸看完了。一份非常南京的报纸，到处是鸡毛蒜皮的新闻，比如说，有个派出所的女民警要上厕所，刚进去，就惊叫着跑出来，喊着里面有人在耍流氓。原来是一个来南京卖菜的乡下老头，突然急着上厕所，又看不懂南京与世界接轨的厕所上写的“man”与“male”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新闻说，我刚刚待过的铜井镇农村有个老头，在野外大便时，他养的那条土狗跟在屁股后面，把他的肛门咬了。是的，是有点恶心人，但这的确是南京的这家晚报上的新闻。老外有个专家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但在南京，狗咬人的确成了新闻。我不知道是南京的报纸有问题，还是这个专家有问题。
南京是个充满市民气的城市，他们喜欢这样的新闻。
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只好失望地把报纸还给她，讨好地朝她笑了笑，她飞快地瞟了我一眼，没有向我报以同样的微笑，匆匆忙忙地接过报纸，然后又出神地望着窗外。这是一个有着很多心事的女孩。
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的心情很好，不管怎么说，年轻女售票员并没有再向我发脾气，而我还要经常在这趟公交车上来来回回地待上一段时间，每天看到一张仇恨的脸毕竟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相处得更友好一点。
我在雨花台站下来了。今天回来的比昨天还早，苍白的太阳还没落山，像个老人一样没有一点精神。苏宁电器旁边是个网吧，现在回家还早，要不要到网吧里看看呢？
网吧里的日光灯白得耀眼，烟雾缭绕，多数都是年轻人，像我这样的中年人还真没有。每台电脑旁边都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空座，我忙坐了过去。本来想收一下信，但旁边的那堆年轻人吵得让人头疼。他们是一帮爱国愤青，正在网上聚会。他们突然想起，今天是七十二年前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天，他们没有为他们为什么忘了昨天是大屠杀的第一天而感到内疚，他们在聊天室里呼喊着要搞东京大屠杀的口号，还说要去强奸日本的女人。他们还商量着准备到政府门前游行，到日本领事馆前静坐，还要砸几家卖日本货的商店来纪念这个日子。爱国愤青们正在兴奋地商量着要把南京所有的日产轿车泼上油漆时，网吧的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沉重而有节奏的皮鞋声，桌子上的电脑剧烈地晃动着，突然黑屏了。网吧的门帘挑起了，来的不是网监，而是一个日军士官带领的30余个士兵，他用肮脏丑陋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三八大盖步枪上的枪刺反射出来的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晃动着。
整个网吧死一般地寂静，所有的人瞪大眼睛看着这些军人。屋外传来的哒哒哒的机枪声杂乱地混在一起，像是被堆起来的分不清个儿。枪声炮声和日本军人的喘气声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气流汇聚一起又凝聚成一个个塑料袋，罩在每个人的头上，他们张大嘴巴，像老鼠在黄色的土地上挖出来的洞穴。时间好像凝结了，凝结成静止不动的一滩臭泥巴，紧紧地包裹着每一个人，他们只有整个单调的脸露在外面，口腔里散发出熏人的臭气，一种界于死人与活人之间才有的臭气。日光灯暗淡下来，他们像一群幽灵，一群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中简化成数字的幽灵。但还能看得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脸庞都像发高烧一样红彤彤的，刚才还在梦呓般地充满快感地呻吟着要去“东京大屠杀”，现在，机会终于来了，1937年的日本军人出现在面前，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扭头去找网吧老板，那个精瘦的老头突然变成了淳化镇的朱老板，他喃喃地说：“历史重演了！”
我笑了一下，低低地对他说：“不，这是时间回旋，时间像漩涡一样把我们卷入了1937年12月的南京。”
那个日军士官站到桌子上，按着胯下很滑稽地吊着的那个指挥刀，高声地喊道：“南京已经被皇军占领，我们正在扫荡支那军的败残兵，你们要出来接受皇军的检查！”
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去意味着什么，他们读过历史教科书，知道那些野兽一样的日本兵是不会费神劳力地分辨军人和平民的。但他们又是容易遗忘的，他们忘了，即使他们按照这些野兽说的去做，野兽仍然是会杀掉他们的。他们的目光聚在我身上，是的，我身上仍旧穿着那身制式军用迷彩服，帽子上还钉着“八一”军徽。身边的几个网民开始把我往外面推，低低地说着：“你是当兵的，他们找的是你，你快出去吧。”
由于前一天晚上的经历，我已经有了对付日军的经验，但我还有点犹豫，我为什么要出去呢？只是时间出了点差错，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在犹豫着，忽然有人把我推了出来，声音里甚至还带着愤怒：“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别连累我们。”
我被他们一下子推到日军士官的身边，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个日军士官并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军装，这样的军装还要等到若干年后才会出现，“八一”军徽也是在十年后的解放战争快要结束时才第一次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职干部肩章，不要说是他们，就是放在现在，一些没有文职干部编制的野战部队都不大熟悉。我曾经去过一个野战军，在那个部队大院里遇到一个上校，离得远远的，他就突然立正站好，啪地给我敬了个军礼。事实上，如果我也戴军衔的话，也就是一个少校而已。
那个日军士官疑惑地看着我，问我：“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一个网民叫了起来：“他是解放军，他们比国军更坏，他们打皇军打得更狠。”
日军士官愣在那里，是的，不要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民族解放军”也是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才纷纷出现的，一个小小的1937年12月出现在南京的日军士官，即使具有天才一般的大脑，也不可能知道这个“解放军”意味着什么。
我扬了扬手中的松下笔记本电脑包，凑到日军士官耳朵边，用日语告诉他说，我是东京大本营刚刚组建的特种部队，前来南京视事，军装当然和你们的不一样。
他立刻就相信了，点头哈腰地“哈依”个不停。日本军人对军队的等级更为尊重。这也是职业军人必备的基本素质。这支野兽一般的军队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最强大的现代军队。
他问我，这些中国人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很难办的问题。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悬案，中国人一直说，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但否定大屠杀的日本现代流氓无赖却不承认，认为这是军纪问题。他们忘了，他们的军队以服从命令而著称。在命令面前，他们是不会思考的牲畜，牲畜是不会违反军纪的，只会听从命令。
我问他，你们司令部是如何命令的？
他果然说，上级命令，全部处理掉。
我回过头去，那些网民们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些日本军人怎么会对一个解放军如此恭敬，他们命运现在居然掌握在一个被他们推出来送死的人手里，这个变化太具戏剧性了，他们一时还想不通，只能站在那里发愣，呆呆地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可怜巴巴求饶的神情。失望，无边无际的失望，我早知道爱国愤青们最擅长的是耍嘴皮子，但还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他们打回原形了。他们只会破坏，从来没有起过建设性的作用。说他们是爱国愤青还是客气，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爱国贼”。
我想说，那就杀吧。要他们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赶走了野兽般疯狂的侵略者，随之又培养出比野兽更无知更疯狂的后代。他们甚至比他们所要反对的走得更远，更加反动，1937年12月的南京城里，日本军人像割韭菜一样割着中国人的脑袋，他们不认为那是人，他们觉得这和杀一条狗杀一头猪没有区别。七十二年过去了，我们坐在电脑前，拿着鼠标，敲击着键盘，自言自语地把那个岛国所有的人称为“蛆”。狂妄无知的背后不是勇敢，仍然是怯懦。
我为什么要救你们？
日军士官把我的沉默当做了默认，指挥士兵们端起三八大盖，那些网民们目光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在我身上，他们恨我超过了恨那些日本军人。他们不亏是健忘民族的后代，一转身就忘了，就在刚才，就是他们把我推出来的。
日军士兵们拉动着枪栓，子弹上膛了，他们把枪对准那些网民，他们惊恐地蹲在地上，无声地哭泣着，没有人反抗，甚至也没有人呼喊一句口号，他们无助地等待着屠杀的枪声。
我叹了口气，把那个日军士官腰间的指挥刀拔了出来，一道寒光闪过，那颗肮脏丑陋的头颅在空中划了一个难看的弧线，骨碌碌地滚在地上，他脖子上鲜血像县城广场上的小型喷泉一样冒出来，身子斜斜地歪倒在地上。那颗头颅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
日军士兵们把枪对准了我，他们的子弹啾啾横飞，我伸出手来，抓在手上，手上冒出了青烟。有些子弹没有抓到，他们从我的身体中穿过，但那些伤口随即愈合。
那些网民们诧异惊呆地看着我，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网吧。
出门以后，整个南京果然和意料中的一样，用来亮化并且制造光污染的路灯不见了，星星和月亮也不见了，但那些在南京杀戮的日军战刀和燃烧的房子又把整个夜空照亮，闪着诡异的红紫相间的亮光，像一个骇人的怪物。整个南京城南仍旧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而在2009年，它们已经被败家子们全部拆光，建成了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或者是天价别墅。确实是时间回旋，此时此刻，正是1937年12月14日的南京。
中华门外的雨花路上，站着一匹死去的黑色军马，上面坐着一个死去的国军骑兵，他的眼睛吓人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一道被日军战刀劈过深深的痕迹划过半张脸，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上面爬满苍蝇。我有点疑惑，这是个冬天，怎么会有苍蝇呢？也许是那些燃烧的战火让整个南京陷入火海，炙热烘烤着每一寸土地，把那些冬眠的苍蝇也惊动出来了吧。我叹了口气，刚要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去，他喉咙咕噜一声，充满哀怨地说：“早知道这样，我也不打这一仗了！”
我惊愕地扭过头去，他的目光仍然凝视不动，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把滴血的马刀，身上的中正式步枪的枪口不屈地指向天空。他的脖子似乎变得更长了，青筋暴露，沉重的身子向前倾着，头颅向前冲着。
我问他：“你是一个士兵，你的生命就是为战争准备的，只要是战争，总会死人的，你怎么这样说呢？”
他的骨头又发出一阵咕噜声，他把头颅转向我，鲜血已经凝结的黑洞洞的眼睛里呈现出奇怪的表情，左边的眼睛是一种让人害怕的坚忍，右边的眼睛是一种恐惧、受辱的表情。他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英勇战死疆场杀身成仁，还是厌倦了充满死亡的战争？
他喃喃地说：“他们除了怯懦和恐惧，还能有什么呢？”
他说的那么悲观，他的神情那样厌弃人世，大屠杀已经开始，他当然什么都看到了。怎么说呢？这能怪他们吗？像他一样的军人，不是照样像软弱的虫子一样被日军踩在了脚下吗？我冷冷地说：“怯懦是对生存的渴望，这是人性，我能理解，但生存已经不可能的时候，那就应该死得轰轰烈烈堂堂正正。对你们这些军人来说，也是这样。但据我所知，在30多万被屠杀的人中，放下武器的军人也不在少数呢。”
我这样说，显然刺激他了，他大声地喊起来：“我们不一样！我是一个军人，我不怕死。我们也准备战死在南京。上海都打了三个月，南京是首都，打不了三个月，打一个月也行吧？他们骗了我们。他们让我们把南京四周的民房和军营烧了，说这是‘焦土抗战’，还把所有的船都弄到江北，说是‘背水一战’。我们都信了，没有退路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南京。我们也知道武器不如人家，顽强死硬也不如人家，但小鬼子要进入南京，他们得踏着我们的尸体和鲜血进来！我们哪里能想到，才打了几天，一看形势不对，将军们都跑了，把我们丢在了南京。十多万大军啊，他们说丢就丢了，不要说是军人，就是作为一个人，他们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良心？他们谁问过？我们就这样被他们抛弃了！要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继续反抗！你让南京军民如何反抗？你看看周围，你看看墙上的那些标语，都是我们那个总指挥让人刷上去的，他是一个军人，既然没有准备战死在南京，可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呢？”
他的那只没有握着马刀的胳膊抬了起来，其实也不能叫做胳膊了，已经被人从肘部砍断，白森森的骨头茬子指向旁边的城墙上，城墙上果然刷着标语，每个字都有半人高，是“誓复国仇”、“保卫大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它们丰满的身子现在仍然紧紧地贴在墙上，望着燃烧和呻吟的南京城，一脸嘲讽的笑容。它们是有理由得意的，作为标语，它们很成功地愚弄了六七十万的南京市民和国军士兵。
我也是一个军人，但我没办法安慰他。
我想了想，告诉他说，八年之后，小鬼子投降了。
他问我，然后呢？
我茫然地瞪着他，然后呢？
我没法回答他的问题，暗暗地加快了脚步，慌慌地逃走了。我不怕小鬼子，我怕这个1937年的士兵，他有那么多疑问，我却没办法回答他。南京的马路上到处是日军，他们像赶羊一样驱赶着民众，那些顺从的民众，都穿着2009年的时尚服装，有的还背着电脑，有的还开着日产马自达轿车，他们面对突然而至的时间回旋，一下子懵了。他们按照日军士兵的指令，惶恐地站在一起，像霜降以后烂了一地的白菜。
我摇了摇头，他们不知道，这是时间回旋，是宇宙的一次偶然错乱让他们回到了1937年。我决定不管他们，让他们经历一下1937年南京人所经历的，未尝不是一件坏事。这可能会让他们长点记性，至少学会一点如何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再说，宇宙有自己的法则，它会更改它的错误，我无法干涉，干涉也毫无意义。
我与那些日本兵擦肩而过，偶尔会有一两个士官模样的日本兵拦着我，我仍然用那套说辞应付他们，一般情况下，都能唬着他们。这其实是一个思想特别简单的民族，他们甚至根本就不具备丝毫的战略眼光，没有资格发动战争。就像一条刚刚长成的蛇，吞个鸡蛋也许没什么问题，他们却想把中国这条龙吃了，甚至这条龙正卡在喉咙里难受时，又张开口去咬美国这头狮子。他们的德国盟友盼着他们能从东面夹击苏联，他们却掉头南下去捅美英法在亚洲后院的马蜂窝。他们不是在战争，更像是用一种叫战争的毒药自杀。
我果然唬着了那些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他们闪出道路，看着我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慢慢走过。也有几次有人不相信，当他们准备进一步检查时，我或者用他们挎着的战刀，或者用他们手中的三八大盖，这要看哪种武器离我更近，拿过来更顺手，把他们干掉。我不想和他们纠缠更多的时间，我只是在观察1937年的南京，写着一个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
我能到哪里呢？到处都是恐惧的绵羊一般的人群，到处是狼一样的日军士兵，我不可能再去拯救那些即将被日军像猪狗一样杀掉的人们，不，在日军士兵眼里，他们杀掉的这些人连猪都不如，因为猪肉还可以吃，而这些被杀掉的人的肉连吃都没法吃。这是一个日军士兵在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写的日记，他代表了整支军队的看法。我告诉自己，这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被卷进了1937年，我如果去救他们，那我写的这个小说将不是南京大屠杀了，而是南京大拯救了。
历史无法改变。
我拐过一座被炸塌的房子，来到中华门外的方家巷，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有的穿着民国26年的旧式服装，有的穿着二十一世纪外表光鲜的时装，时间回旋出了点差错，让1937和2009年同时出现了，所有这些死亡的人群中既有那时的人们，也有现在的人们。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人们，他们死亡的表情一模一样，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那么听话，日本兵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尸体中不少是女人的尸体，毫无例外地都是半裸或者全裸，有的阴部插着树枝，有的插着刺刀，看得出来，那些刺刀大多数都是日本兵用缴获来的中国军人中正式步枪上所配备的那种刺刀，上面沾满了紫色的污血。还有一个女人的肚子被剖开，旁边是一滩肉酱，这是她怀着的那个孩子，被日本兵剖腹取出来，然后摔在地上……我要流泪吗？不，我不会流泪的，既然准备写这个小说，我已经做好目睹这场人类灾难的准备。
我能做的，就是把我所看到的写下来。
那座叫长生寺的寺院一下子扑到面前，我当然知道它，在1937年12月14日，日军闯进这个寺院，杀死了包括方丈在内的17名和尚。我望着这座流光溢彩的寺院，它像一个德高望高的老人静静地躺在鲜血流淌的历史中，无动于衷。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时间回旋随时都有结束的可能，不如到寺院里去看看吧，顺便提醒一下那个叫梵根的方丈，能避就避一避吧，出家人毕竟和军人与平民不一样，他们是世外之人，这人世间的战争应该和他们没有关系。
长生寺是座不算小的寺庙，有三进三十多间房子，五开间的大殿中央是金身的释迦牟尼像，左边是观世音，右边是地藏王，四周是十八罗汉，头进是弥勒佛，二进是灵宫、文昌、关帝、五显。大慈大悲的佛像庄严，让人心生敬畏。但我知道，那些视中国人为猪狗的野兽一般的军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如果对神有一丝敬畏，也不会干出这种人神共愤连禽兽也为之不齿的恶行。
我踏进寺院，一个胖胖的四十来岁的和尚迎上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施主请留步，这里面都是出家人。”
我看了看他，他虽然是个男人，但却没有胡子，皮肤很白，慈眉善目，的确有点女相。我还知道，他的法名叫隆慧，是一个旗人。就在1937年12月14日的晚上，会有日本军人到这个寺里寻找女人，他们当然找不到，但他们看到了隆慧，几个日军士兵以为他是个女的，扒掉了他的衣服，一看是个男的，日本兵把他赤条条地拉到一块大石头前，高高地抬起来，重重地往石头上摔，头砸开了，脑浆和鲜血淌了一地，他死了，但他不是最后一个死掉的长生寺僧人，20多名僧人，没有一个人能活过1937年。
我忙也恭敬地双手合十答礼，诚恳地说：“师父，烦请当家师父出来一下，我有话和他说。”
隆慧和尚惊讶地看我一眼，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脚下的大地颤了颤，他本能地缩了一下脑袋，然后急急地回头向大殿里跑去。
没过一会儿，一个中等身材的和尚出来了，年龄不过也是40来岁的样子，但看上去已经很衰老了，他好像几天都没休息，眼睛里布满血丝。我知道，这几天他很辛苦，有多少溃败下来的士兵，要求躲在寺庙，他都拒绝了。还有一些国军的长官，也来向他借僧衣，准备扮成和尚躲过一劫，还有一些平民要来避难，但都被他劝说去了外国人在鼓楼一带设立的安全区。他要保护好这座寺庙，要为20多个僧人负责，不能给日军一点口实。他当然也有点不安，佛要普渡世人，而他却又无能为力，有时他觉得自己做错了，造下了罪孽，有时又安慰自己，这也是为了敬奉佛不被糟蹋。他疑惑地看着我，念了声：“阿弥陀佛！”
时间已经不多了，日本兵随时都有可能进来，我急急地说：“梵根师父，你也知道，日本兵进入了南京城，长生寺也将面临一劫，请您听我劝说，让寺里的僧人藏起来，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他瞪着眼睛茫然地看了看我，失去了出家人的镇定与散淡，然后又抬头看了看被火光映红的夜空，听着到处的枪声和爆炸声，甚至还有隐隐约约的惨叫声。他面色凝重缓缓地闭上眼睛，最后还是摇了摇头，眼睛再睁开时，闪着坚定的光芒，说：“谢谢施主的好意，但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他们怎么会加害同门弟子呢？善哉善哉！”
我不由苦笑一下，说：“师父，日本的确是一个佛教徒很多的国家，很多日本兵可能就是佛教徒，但他们信的神不是释迦牟尼，而是天照大神。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神的后代，天皇是他们天照大神的后裔，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神，他们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一场圣战。日本人始终无法接受佛教的一些概念，比如众生平等。他们是一个视等级森严为正常的社会。面对弱者时，他们生性好斗、桀骜不驯、顽固不化，把人性中极其凶残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但面对强者，他们又温和谦让、能屈能伸，把示弱当做一种美德。师父，他们现在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更不是你所理解的佛教徒，当他们把中国当做‘弱者’来‘帮助’时，他们就成为了野兽，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他们在南京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的！他们将在南京，不，他们正在南京进行着一场大屠杀，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杀死了30多万的中国人！”
梵根方丈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佛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荣辱死生，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施主请回吧！”
我脸有些红了，我知道他的意思，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看破、放下”，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灾难来的时候不要怕，最重要的是不惊不怖，以求生净土。对佛家而言，他们是在修行，这个世间太苦了，极苦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灾难来了，正好求往生。
我黯淡地离开了长生寺。知道1937年12月的南京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一切都不可挽回，我没任何办法哪怕拯救一个人，时间会有漏洞，但也有自己的法则，你可以改变纸上的历史，但却不会在事实中改变历史。
这也许是积极面对灾难的态度吧，只有它才能超越生死。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梵根的死，不会是痛苦的，至少他死得无比清醒。在我走后，他会把尚在寺中的僧人找来，一起跪在大殿上念经，香烛梵音，一个个跪在蒲团上，向慈善无边的佛祖顶礼膜拜。日本兵恶作剧般地在大院里站好，他们端着刺刀，嬉皮笑脸地看着这些僧人的背影。一个日军士兵过去，按着顺序把一个僧人叫出来，让他面对刺刀跪下，砰地一枪，这个僧人倒下了。然后再叫一个出来，僧人跪在那里，仍旧合掌念着佛经，日本兵又是一枪。他们这次一共杀死了17名僧人。他们在枪杀这些僧人时，居然也在念着佛经。
他们嘻嘻哈哈地出了寺院，和梵根方丈的说法一样，他们说这是送佛上西天，信佛的日本兵是念着佛经杀害佛教徒的！
他们是真的这样想的吗？
不，他们只是觉得单纯地杀人无聊，得变着法子杀人才有乐趣。南京大屠杀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场永远不能忘记的疼痛，对那些日本兵来说，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是一种好玩的游戏。
就在这17名僧人被杀死以后，第四天里，一名长生寺的和尚进城，他到了中华门时，日军兵刚刚强奸了一个中国姑娘，他们把其他的中国人叫过来，也让他们对自己的女同胞干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那些中国人有的真的很老实地按着日本兵说的做了，不管是趴上去做做样子，还是真的干了，反正他们屈服了。
那个长生寺幸存下来的和尚现在来到了中华门前，不幸的是，那个被污辱的中国姑娘还没有死掉，她身子赤裸地躺在冬日的阳光下，白皙的脸庞红肿，也许是她最初的不顺从招来日军的毒打，她的棉袄质地还不错，是丝绸的，显示出她并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甚至可能还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学生。她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反抗了，美丽的胴体上涂满了肮脏的泥污，长长的秀发覆盖着她受伤的脸庞，她紧紧地闭着眼睛，泪水已经流干，呼吸细若游丝，她的生命正在慢慢地逝去。临死之前的女人是丑陋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狰狞的，但那些日本兵并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一件让人恶心的事情，反而觉得很好玩，当看到那个和尚时，他们觉得更好玩了。日本兵上去把那个和尚用刺刀逼了过来，一个士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叫这个和尚也来“快活快活”。他们还唯恐他听不懂他们的话，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淫秽的动作。和尚双手合掌，面对那个即将死去的姑娘，喃喃地念了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然后，他慢慢地解开袈裟的扣子，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四周的日本兵哈哈地狂笑起来，中国的佛教徒也是猪狗不如啊。和尚脱下了袈裟，弯下腰来，把袈裟盖到姑娘的身上。她的眼睛似乎睁开了一下，也可能没有，但她的头确实是稍稍地动了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呼吸了。在所有受辱的不幸的南京女人中，她可能是死得最为体面的一个女人，一个中国和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她在最后一刻有了点尊严。日本兵的狂笑声嘎然而止，他们诧异地看着这个和尚，表情复杂，甚至还有些微恐惧。如果这样的中国男人再多一点，他们能不能在南京杀掉30多万人呢？也许仍然会的，但无疑会更困难一点。
恐惧无疑是种让人生气的情绪。日本兵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和尚的傲慢和无礼，他们狂吼着，没有人发出一个统一的口令，但几十把刺刀几乎是同时捅在这个年轻的长生寺和尚身上，他像一个怒张利刺的刺猬，而那几十个日本兵就像挂在利刺上的可怜的虫子一样。
指针慢慢地指向午时24时，1937年12月14日将很快成为历史，我将被时间回旋抛回我的正常时间。我在心里喊着李茂才、赵二狗、王大猛们，这些中国军人，他们正游荡在南京城的各个角落，是在无助地等待死亡，还是像军人一样战斗？
我向四周张望，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日军到处寻找那些来不及撤退的国军士兵，欺骗说不会杀害他们。不，千万不要上当，这是一个最没有道德感的民族，这是一支最没道德感的军队，他们会为节约医疗资源杀死自己的伤员，会在即将战败时逼着自己的士兵“玉碎”，他们对别人残忍，对自己的同类同样残忍。这是地球上最不像人类的一群人。但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他们和自己一样善良，或者说是心存侥幸地祈祷着他们和自己一样善良。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自己也有妻子儿女，在家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但为什么一到中国，却成了魔鬼呢？他们没有想到，在战争中，是不可能有爱心十足的父亲、儿子和丈夫的。这就是人性，而人性本来就靠不住，而这支兽军根本就没有人性。
我要找到他们，我要告诉李茂才们，千万不要相信日军，特别是不能相信不杀他们的鬼话，千万不要放下武器！
我撒腿在大街上奔跑着，日本兵的子弹像苍蝇一样追了过来，它们密密麻麻地穿过我的身体，虽然它们伤害不了我，但还是有点麻烦，它们有时会在我的身体里撞到一起，然后带着我的身子歪向一边，影响我奔跑的速度。我跑过鼓楼，那个楼顶上的吊钟响起清脆的当当声，指针嘀嗒嘀嗒地指向了午夜12点……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1937年12月14日过去了，南京新的一天，也就是2009年12月15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