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虽然同意斯特罗夫的看法，认为斯特里克兰和布兰琪不会有好结果，却万万没料到他们的关系竟然会以那样的悲剧收场。夏天来了，又闷又热，连夜里也没有凉意，人们疲倦的神经得不到休息。受过烈日炙烤的街道似乎正在将白天吸收的热量散发出来，行人纷纷拖着沉重的步履从上面走过。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见到斯特里克兰。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没空去想他和他的风流韵事。至于德克，他那些空洞的怨言哀声开始让我觉得很烦，我有意避免和他接触。这件事太龌龊了，我不想再和它扯上关系。
某天早晨，我正在写作。我穿着睡衣坐在书桌前。但我并没有专心写作，而是浮想联翩，神游到布列塔尼半岛[106]阳光灿烂的沙滩和空气清新的大海。前台服务员给我带来了欧蕾咖啡[107]和可颂面包[108]，咖啡我喝光了，面包却吃不完，和空碗一起摆在桌子上。我听见服务员在隔壁替我把浴缸里的水放掉。这时门铃响了，我让她去开门。很快我听到斯特罗夫在问我是否在家。我坐着不动，大声叫他进来。他匆匆走进房间，来到我坐的桌子旁边。
“她自杀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说什么？”我吓得叫了起来。
他动了动嘴唇，似乎正在说话，但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嘴巴抽搐着，活像个白痴。我的心在胸膛里扑通扑通地乱跳，我不知道当时怎么回事，心里突然烧起了无名火。
“天啊，你镇定点啊，老兄，”我说，“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他绝望地挥舞着双手，但依然说不出话来。他可能是吓得傻掉了。我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会那样生气，我抓住他的肩膀，拼命地摇晃他。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后悔，当时我表现得像个白痴，也许是因为前面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的神经才变得那么脆弱吧。
“让我坐下来。”他最后喘着气说。
我在玻璃杯里倒满了圣加尔米耶矿泉水，把杯子递给他，让他喝点水。我把杯子放到他嘴边，仿佛他是个小孩。他猛喝了一大口，有几滴洒落在他的衬衣上。
“谁自杀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们昨晚吵架了。他走掉了。”
“她死了吗？”
“没有，他们把她送到医院了。”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说？”我不耐烦地喊起来，“你为什么要说她自杀了？”
“别冲我发火。如果你这样跟我说话，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
我捏紧了拳头，想要抑制我的怒气。我勉强挤出笑容。
“对不起。你慢慢说。别着急，这样好了吧。”
他那双戴着眼镜的蓝色圆眼睛充满了恐惧。镜片让他的眼睛变了形。
“今天早上，前台服务员上去送信，按了门铃没人理。她听到有人在呻吟。看到门没锁，她就走进去。布兰琪躺在床上。她的表情非常痛苦。桌子上摆着一瓶草酸[109]。”
斯特罗夫的两只手捂着脸，身体不停地前后摇摆，泣不成声。
“当时她还有意识吗？”
“有啊。唉，你不知道她有多么痛苦！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他的声音变得很凄厉。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烦躁地说，“她这是自作自受。”
“你怎么能够如此狠心？”
“你后来怎么做？”
“他们派人分头去找医生和找我，他们还报了警。我原先给过前台服务员二十法郎，告诉她如果有事情发生就赶快通知我。”
他暂停了片刻，我看得出他认为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很难以启齿的。
“我到了之后，她不肯跟我说话。她要他们把我赶走。我发誓我会原谅她所做的一切，但她不肯听。她试图用头去撞墙。医生说我不能陪在她身边。她不停地说：‘让他走开！’所以我走开了，到画室里等着。然后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搬上担架，他们让我躲到厨房里，免得让她知道我还在。”
在我穿衣服的时候——因为斯特罗夫希望我立刻陪他去医院——他告诉我，他已经安排他妻子住进了单人病房，这样她至少无须忍受大病房的肮脏和嘈杂。去医院的路上，他解释了为什么希望我陪着去，到时他妻子就算依旧不愿意见他，说不定会愿意见我。他央求我转告他妻子这些话：他依然爱着她，不会责备她，而是只想帮助她。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等她康复之后，也不会劝说她回到自己身边，她完全是自由的。
医院是一座阴气森森的建筑，让人看了忍不住头皮发麻，我们向里面的医务人员问了好几次路，爬了无穷无尽的楼梯，走过许多漫长而空旷的走廊，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的主治医生，却被告知病人情况危急，当天谁也不能见。医生是个留胡须的矮子，穿着白大褂，讲话非常不客气。他对待病人的态度很冷淡，也很厌烦那些紧张不安的家属，口气显得非常生硬。除此之外，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很平常的，无非又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在跟恋人吵架之后服下了毒药，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起初他以为德克是罪魁祸首，毫无必要地顶撞了他几句。我赶紧解释说德克是病人的丈夫，他很愿意原谅病人的过错，于是医生突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我似乎看到他眼里有讥讽的神色，斯特罗夫确实长得像那种戴绿帽子的窝囊男人。医生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他回答我们的提问，“谁也不知道她喝了多少。说不定这只是虚惊一场，她很快就会康复。女人总是试图为爱自杀，但她们普遍是很小心的，不会让自己取得成功。这通常只是一种姿态，她们无非是想激起恋人的同情或者恐惧。”
他的语气有点不近人情的轻蔑。在他看来，布兰琪·斯特罗夫显然无非是即将列入巴黎当年自杀未遂统计表中的一个数字。他很忙，没空再搭理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第二天在某个钟点过来，而布兰琪的情况又有所好转的话，也许她的丈夫可以看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