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临终托付给我的事，却苦了我。我查了上海戏剧史、文化史、经济史，甚至上网“Google”、“百度”一通，也找不到“筱月桂”这个名字。请教了一些老上海文化人，倒是听说过这名字，是个“坏女人”、“女流氓”、“白相人嫂嫂”，还有人称之为“黑社会淫妇”，而具体材料却无人提供。
所以，刘骥先生交代的这事，我觉得有点蹊跷，没有上心。直到我又一次陷入颓唐，成天提不起精神，上班混工资，写时髦男女如何消遣，下班后泡酒吧寻碟片上网，觉得天下万事，都能狂眼横扫，一痞了之。一直到前些日子，我为了不值得的小事与《新良友》主编大人吵了起来。他倒没有说解聘，但我觉得如此只求生存，太没有意思。
这时，我想起刘骥先生的嘱托。我干脆请了病假，放弃几天工资，坐到图书馆去仔细翻找民初旧报。一个女人社会名声能坏到如此地步，所作所为，必是当时社会不能容忍，今日也未必乐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天天钻纸片堆，弄得蓬头垢面，果然读到不少材料。她的事像磁铁，我一靠近这一大堆材料，就无法走开。
刘骥先生年轻时在爱情生活上弄出很多故事，在30年代文坛，几乎有登徒子之名，但始终是在新文艺界人物中周旋。
后来刘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左翼戏剧的一面旗帜。他从未当高官，却比那些光会打棍子的人物聪明得多，善于保护自己，从未在政治运动中吃比别人多的苦。解放后他不再写任何作品，可哪个电影戏剧的委员会都少不了他，哪届政协都落不下他，不少人恭称他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
名声显赫、德高望重之后，他早期与如意班合作，没有人提起，他自己也语焉不详。
刘骥这个人，不方便提的，他就不提；而绝口不提的，自然有绝不方便之处。
我敢肯定，刘骥在心底里，是暗恋过筱月桂的，只不过没有表白的胆量。证据就是，他在医院里嘱托我写筱月桂时，除了说“这是我遇见过的最能干的女人”，还添了一句“这是我遇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虽然声音轻了下去，好像是怕得罪什么人似的。
或许他认为这话不应当让妻子丹仪听到，其实她那时不在病房里。
最让我对筱月桂这个故事动心的，就是他这句半吞半吐的话。也许，是我心里一点暗暗的嫉妒吧。刘骥一生和多少女明星有过交往，筱月桂的确漂亮，或许比她们都漂亮，但毕竟还没有被公众评为20世纪上海第一美人。刘骥这句赞美，明显带着个人感情。
我们相处一年多，直到他仙逝而去。一年中，唯一他谈到学问，就是吹嘘他如何巧译Modern一词。当时什么概念都得自找翻译。他译成“摩登”，顿时风行。其实他当时想到的是《楞严经》中那个淫荡女摩登伽，把佛弟子阿难拖上床，几乎坏了他的德行。
现代，就是坏人德行的尤物，像当时某些时髦女子。他说当时灵机一动，妙手偶得，现在看，还真有大学问可做。
言毕他哈哈大笑。我当时真怕他笑得背不过气来。
我现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想到的摩登伽女就是筱月桂。
我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就把筱月桂的故事送到主编那儿。我们的杂志的风格是白领小资，有人物栏目，介绍昔日明星名媛的传奇色彩故事。我认为我写的传记，文字功夫不说，传主人物绝对有意思。
从办公室出来，我有意顺着刘骥先生住的方向走回住处，心里十分怅然，感觉他依然活着，他只不过是在等着我写筱月桂，只不过是让我单独去认识一个人而已。他的那间书房对着外花园。看着那窗纱在风中拂动，我想告诉他，经过千辛万苦的周折，我终于找到筱月桂，也是我运气好，是她亲自接的电话，似乎心情不错。于是我在电话里与她聊起来。
刘骥先生的魂魄知道了，一定会高兴。但是我也知道，如今是丹仪一人住在这儿，我没必要去打扰她，便从门口走了过去。
主编板着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待我走到过道上，编辑部其他同事就幸灾乐祸地低语开了。
为写昔日上海申曲星后筱月桂的传记，我整日神魂不安，但翻资料那副狠劲儿，不好好梳妆打扮，来去匆忙的样子，不可能全瞒着这些隐私虫。当我交上稿，希望刊物连载，恐怕都传遍了。
主编关上门，一点不绕弯子地说：“写得不错，但《新良友》不能刊登。妓女、黑社会、暗杀，这些忌讳摆到一起了。这个筱月桂很难做人生楷模。”
我的天，我倒抽一口凉气，不知该如何反驳，我问：“上海昔日明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部接一部传记？阮玲玉已经有多少部传记，还有电影！”
主编想缓和气氛，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说，《新良友》的定位是小资时髦，读者是城市白领银领女性。筱月桂会吓到她们，况且，如果女人都像此人，不就翻了天？还是安定重要。
“你是说，吓坏白领，就会影响安定？”
主编一笑，“你这话不中听，倒是点中要害。”
我想说，恐怕你是怕影响赚钱。这话说了没意思，我也是靠这刊物过日子，装不得清高。我低头拿了稿子往外走，但是主编叫住我：“看来你会投别的杂志，我应当告诉你详细一些。”
我惊奇地转过身来，以为自己又回到开除我的那个报社，又惹上麻烦。这个老板是所谓的“青年才俊”，不管那种劳什子。他当老板，只管钱。《新良友》赚钱之多，使他成为同行中的明星，他继续说：“吓到的第一个白领是丹仪，她的话我就不重复了。不过我想她会向任何敢登的刊物抗议。”
我竟然笨到没想到这个可能性，一下来了气，“她能抗议什么？”
“我刚才的话，只是重复她的话。投稿是你的私事，我当然不管。虽然刘骥先生过世了，她在文坛关系很多，还是有势力的。我是为你好。”
每个主编都是好心，报社那个思想警察主编，也是挺体贴地请我开路。
最多不过如此。筱月桂不准备退路，我也烧毁了渡船。
我倒不觉得小资女人会有那么多闲气要生，她们顶多不喜欢，筱月桂倒是会得罪一大半男读者，可能会气得把这本书扔进火里。我并不期望人人有刘骥先生那样的胸襟。
果真没有刊物敢于发表，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一气之下，上了博客，每天一节，每星期连载一章。所以我每星期找一次筱月桂，交出成稿之前，再对证一番。
遇到一个英国学生强尼，他竟然读博客，而且为了筱月桂，找到了我。他的汉语说得不错，人又聪明绝顶，在剑桥国王学院做博士生。
他只要不对“中国问题”发表意见时，和气随意，有时腼腆得像个女孩。
他正在做“上海现代化中的俄迪普斯情结”论文，说是学问马虎不得，一定要跟我来。他假装邻座，实为偷看。这儿很清静，就我们三人，强尼上网，我和她叫了咖啡。
后来，他向我感慨：东方女人看起来永远那么年轻。他说那年他祖父到上海，日记上记着在饭店见过一个艳丽的中国女人，一生都未忘记她的美貌。这是他当初学中文的初衷，等到漂洋过海来上海，一下子就被上海迷住了。他问我，中国女人有多少像筱月桂那么美？
这话当然侮辱了我，明显把我排除在外：他见我多次，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叹。不过我当然没有理由跟他生气。男人不分中外，大多无可理喻。
我清楚地明白自己爱上了筱月桂，这是违反写此书前与历史签的合同。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我觉得女人的美，不只是给男人看的——筱月桂从来就是女戏迷最多，我为什么要例外？
我接到同事的一个电话，《新良友》这期第一页上有一个“丹仪女士声明”，语意不清，说话绕圈子，无非是说我在博客网上连载至今的筱月桂传记，暗示刘骥先生与筱月桂有私情。我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左翼电影旗手，怎么可能与一个黑社会白相女人有染。
丹仪声明原文中说：“这是对我国革命文艺传统的极大污蔑。”
我放下电话，脸色苍白。现在还只是在网上发表，还没有平面出版，正如主编大人预言过的，我没能找到愿意刊登本传记的刊物，但是每次我贴一章在网上，都很紧张，论坛上骂筱月桂的比赞扬的多出一半，骂我之词更刁更野蛮。
我知道丹仪在等着什么：她等着这本书正式出版后，把我和出版社一起告上法院。告网络，效果适得其反，而且名誉损失的赔偿，钱不好算。
在中国，三代后人有权到法院告“诽谤死者名誉”。看来我这辈子不得安宁了！
的确“中国的黑手党”之名，叫人望而生畏。什么不好写，要写男盗女娼？况且，这原本该是女人离开的世界。我的这本书，胆大则大矣，并非胆大在写黑道。
中国的官道，无论文武，都一股子道学头巾气，说话假模假式，做事朝三暮四，为人做张做致，而且不把女人当人；中国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我看了胸闷气躁，只想砸锅摔盆。
黑道人，敢说敢做，做事为人，都讲个风骨，有真性情在。
想当年，我十八岁时，毅然当了诗人，自然而然就走进黑道，没学得一身武艺，学了一手另类诗体。
黑道中，女流英雄，经常会冒出来。会门三教九流，所谓“金皮利桂，平团调柳”，容得下新黛玉和小月桂这样风月场中的人物。
你这就明白了吧，为何我会写这样一本书。从这本书开始，我竟然成了一个女权作家。我的命运尚是未知之数，筱月桂也一样。我和她再次坐下来，或许就可商量出一个结局，彼此都说得过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