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宅书库 > 历史军事 > 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 第3章 精神
    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
    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名士派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1]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2]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3]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4]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5]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6]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8]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9]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10]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11]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12]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13]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14]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5]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16]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17]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18]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19]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20]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21]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22]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23]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24]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25]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26]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27]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28]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29]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30]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31]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地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32]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33]
    九锡
    据《礼纬·含文嘉》。
    一曰车马 指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 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曰衣服 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一双 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则 指定音、校音器 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曰朱户 指红漆大门 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 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 能进善者赐之
    六曰虎贲 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 能退恶者赐之
    七曰弓矢 彤弓矢百,玄弓矢千 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钺能 —— 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鬯 指供祭礼用的香酒 孝道备者赐之
    九锡是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通常天子才能使用这些礼器,受九锡之礼,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后世权臣图谋篡位,辄先邀九锡。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34]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35]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36]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37]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38]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39]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40]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41]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42]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43]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44]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45]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405)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46]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47]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48]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49]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50]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1]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52]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53]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54]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55]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56]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57]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58]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59]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60]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61]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62]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63]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64]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5]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66]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67]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68]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69]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