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常用药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书籍、床单、轮椅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心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沥川继而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甜心）”。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成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里又不是买不到。”
“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非常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
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他可以单腿独立、长时间地站得笔直，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如果不看下身，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沥川说，他是滑雪高手，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就放弃了。
说到这里我问他：“你不是学经济的吗？怎么又转行了？”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哥哥。”
“你哥哥？”
“手术后，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决定转校到芝加哥。芝大也有建筑系。我想了想，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我就去了哈佛。”
“啊……哈佛！”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
“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他说，“学业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日日学习到凌晨。”
“要这样拼命吗？”
“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不想太丢他的脸。”
“哎沥川，瞧你这经历，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他拧我的耳朵，“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
我大笑。
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我把自己衣服塞进了纸盒。
沥川拦住我：“嗳，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你的衣服这么贵，得小心存放。我的衣服很便宜，随便塞哪都可以。”
“不行，一人一半，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
“别买了，房子太小装不下。那就一人一半吧。”
我们坐在床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
过了一会儿，沥川站起来找拐杖，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
这对钛合金的双拐是按照他的身高订制的。黑色的手柄，天然钛色的光泽，轻若无物却无比坚硬。我拿在手上掂了掂，又比了比，忽然发现了大问题：“嗳，沥川你看，你们瑞士也有假冒伪劣产品欸！这两只拐杖的长度不一样！”我忍不住替他委屈，“你用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吗？发票还留着吗？”
其实沥川有好几对这样的拐杖，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种牌子，我帮他递过很多次，从未关心过长度问题。
“来来来，honey，”他拿出一张纸一只笔，“让我向你普及一下拐杖的基本知识。”
我坐到他的身边，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我左边少了一条腿，所以站起来重心会向左边偏移，对吧？”
“对。”
“我的肩也会向左倾斜。”
“对。”
“为了保持重心和行走的舒适，左边的拐杖会略高一点。”说完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头，“所以不是假冒伪劣。”
我呆住了，问道：“一直是这样的吗？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的拐杖就是这么一高一低的吗？”
“是啊。”
“而我居然从没有发现？”
“这很正常啊，你又不用拐杖。”
“至少说明我是个很粗心的人！”
“我没这么说啊……”
“难怪这么多年你都不理我！”
“不是这样的……”
“我粗心了，我才是假冒伪劣呢！”突然间我就哭了。
“……”
“honey——”他将我从床上拉起来，紧紧地拥抱我，“天下没有谁比你更合格。”然后他开始发誓：永远和我在一起，长命百岁、白头谐老、今生今世永不分离……blah，blah，blah……
沥川不是个喜欢发誓的人，尤其不喜欢对拿不准的事情承诺。可是一旦发现我情绪失控，发誓成了安慰我的最后一招，他就开始重复这些漫无边际的甜言蜜语。用呓语般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娓娓絮絮，如同佛唱。我便在这佛唱中安详沉静，恢复本性。我渐渐相信九年前沥川毅然离开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情感危机的处理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差，虽然我对回避这些危机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
“告诉我，沥川，当你被确诊为癌症时，你父亲可曾向你隐瞒过真相？”
“没有。”他说，“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还告诉我这种病五年之内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唏嘘：“那时的你只有十七岁，你父亲就那么确信你能承受这个真相？”
“可能是我父亲认为我比较tough吧。如果是我哥，他会考虑隐瞒一部分。”
我抱起了胳膊：“可是，你却觉得我不可以承受这个真相？”
“……你又来了。”
“因为我是女人，女人是情感脆弱的动物。”
“女人也有坚强的。”
“但我不坚强？”
他看着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什么地方不坚强？”
“……”
“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我已经告别了，你还写了一千封信？”
“这就是坚强，锲尔不舍就是坚强。”
“come on.”
“这说明我的神经无比坚韧，无论你怎么甩都甩不掉我。”
“……”
“所以你错了，当时你应当告诉我真相。”
他摸了摸我的脸，想了想，忽然说：“既然你想知道真相，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说吧。”
“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是你接的，对吧？”
“对。他说德语我听不懂。”
“他是我的医生。”
我的脸立即白了。
“在来昆明之前我去拍过胸透。在我的肺部又发现了三个很小的点。他们怀疑有转移，但不能确信，要等六周再去胸透……”
我呆呆地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顷刻间不能呼吸。然后我就直直地倒了下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沥川的臂弯里，嘴里有一股浓浓的辣味：是酒，烈酒。
我迷惑地看着他，他指了指桌上的二锅头：“我相信你无比坚韧的神经没有昏厥，只是你的头昏厥了。”
然后我的眼泪开始哗哗地往下掉，浑身发抖地看着他：“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他叹了口气，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主治医生，会说英语，不信你亲自问他。”
沥川的医生叫herman，他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我解释了沥川目前的病情。他说沥川的身体虽未恢复到理想的状态，但比去年进步了很多。没有查出任何新的转移。但他又说像他这样的病人，转移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所以，just live with it。
just live with it。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他，半天没有说话。
“honey，好些了吗？”他捧住我的脸，讨好地笑，“对不起，不该开这么大的玩笑。你真的是‘咕咚’一声地倒下了。我还以为你能挺住几秒呢。头还晕吗？想喝点什么吗？我去给你倒果汁。”
“王沥川……你敢耍我！”
听见我的咆哮，他拾起拐杖一溜烟地去了厨房。
沥川把果汁装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带给我，我灌了一大口，将满嘴的酒味压了下去，然后，我不依不饶地问道：“医生都说你没事，为什么你一大早要在洗手间里待两个小时？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沥川早起，我喜欢懒觉，以前我俩从来不抢洗手间。现在他回来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于是也开始了早起。
问题就来了。
“ok，以下是我的汇报。我起床吃药，进洗手间方便2分钟。然后刮胡子，7分钟，刷牙2分钟，洗澡，30分钟。出来梳头5分钟、穿衣服5分钟。我想想还干了什么？哦，对了，某人说耳环坏了，我修你的耳环30分钟，修得太专心，一不留神另一只耳环掉进了洗手池，为了捞出那只耳环我用了……不知道，大约40分钟吧——”
“知不知道你很唠叨？”
“没说完呢，继续说。我出去买豆浆和煎饼，忘记带你的钱包。我问老板收不收瑞士法郎，老板说他怕是假钞，又说认识你可以赊账。他问我要什么样的煎饼，我说一般的就可以了。可他说武大郎煎饼最好吃。我问他谁是武大郎，他说武大郎是《水浒传》里的人物。我说我听说过《水浒传》，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武大郎呢？他说如果我不知道武大郎这说明我没听过《水浒传》。我说我听过我女朋友讲《水浒传》，她绝对没提武大郎。他生气了，说你的女朋友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外国人。我说她就是云南人，他不信，怀疑我有脚踏几只船，还说下回你来买豆浆他一定要问个清楚……”
“你说累了没有？”
“……然后我就回来了，半路遇到隔壁的老太太。她说那家的豆浆掺水，不如自己磨，向我推荐了九阳牌豆浆机。我说我一定会买一台……”
“求求你别说了，我要抓狂了！”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有个武大郎？”
“好吧，我跟你讲的那个故事不是《水浒传》，是《金瓶梅》。”
“《金瓶梅》里没有武大郎？”
“有，不过我没提。一提你准觉得潘金莲是个坏女人。”
“她究竟坏还是不坏？”
“嗯，这个嘛……沥川，咱祖国文化博大精深，光这个就够写一个博士论文的。现在么，咱们不讨论这个，一起出去买菜吧。”我拍了拍他的肩，“以后你早上爱干啥都行，千万千万别向我汇报了。”
菜市并不远，步行的话二十分钟就到了。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向东走，沥川没戴义肢，我提着购物袋在一旁陪着他。我有点怀念以前他只用一只手杖行走的时光，我们可以像热恋的情侣那样手牵手。现在他用两只拐杖，我试图挽住他的胳膊，发觉这样只会阻碍他的行动。我甚至不能离他太近，因为使用拐杖的人需要比常人更宽的空间。所以，live with it。学会适应。能和沥川一起生活我已经很满足，我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我们走了大约十分钟，路过一个水果摊，沥川忽然停了下来。
我以为他要买水果，对他说：“还是回来再买吧。想想看如果现在买了，我们得提着它们去超市，存包，再提着它们走回来，多麻烦啊。”
他没有回答，只是松开一只手，自然地搂住了我的腰。搂得很紧，下巴挨在我的额上。以前他就喜欢用下巴蹭我的额头，尤其是有胡茬的时候，好像要在上面写字那样故意弄得我很痒。我抬起头，诧异地看着他。
他的手垂下来，找到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低头察看摊上的水果，问：“这些是富士苹果吗？”
“唔……是吧。”我心不在焉地说。
我正在享受这一刻的幸福时光。
沥川回来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下意识地扣住他的手，下意识地倚向他的胸膛，下意识地聆听他的心跳，我需要很多迹象来证明他的存在。我们的掌心都有汗，湿湿地绞在一起，刹那间我猛然一怔，身子不禁晃了一下。
“怎么了？”他一把扶住我，“不舒服？”
“不知道。”我靠在他身边，冷汗湿背，“我突然做了一个梦。”
“你？”他拧起眉头，“大白天做了一个梦？”
“对。”
“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我梦见我们俩站在一起……买苹果。”
他沮丧地看了我一眼，确信我说的是人话而不是鬼话，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终于又闭了嘴，只是紧紧地搂住我。
老板娘过来打招呼：“两位早！这是刚到的红富士，又大又新鲜，想要的话可以便宜一点。”老板娘的个头是我的两倍不止，穿着鲜艳的毛衣。手指上带了一排金戒子，胸前还挂着一条沉沉的金项琏。
沥川从里面挑出了一个最大的：“可不可以只买一个苹果？”
老板娘愣了一下，点点头：“可以。这个挺大，我得称一下。算了，两块钱你拿去吧。”
他掏出钱包，递给她一百块。
“哟，这么大的票子？你们都没零钱吗？”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
“那劳驾替我看着摊子，我去找人换一下。”
“没问题，不着急。”
她去了老半天，我也不说话，仍然倚在沥川的身上发呆。过了一会儿沥川低声问：“honey，你的梦做完了吗？”
“没……还没呢。”
“行了小姐，你刚才的表情够拍一个言情剧的片头了。那，就是这个样子。”他做少女捧腮、憧憬未来状。
我被逗笑了：“是吗？不会吧！我有那么天真吗？”
沥川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天，深深叹息：“god！ what have i done to this woman...（上帝啊，我对这女人都做了些什么……）”
我作色要怒。他赶紧说：“今天晚上我服务。”
老板娘将一大把零钱找给我们。
“劳驾，这里有水池吗？我得洗洗这个苹果。”沥川问。
“店里有，你走路不方便，让她去洗吧。”老板娘盯着他的腿，眼光和话都很直白。
“不不不，当然是我洗。”沥川去店里洗苹果，我留在摊前等他。老板娘半笑不笑地打量我：“他真照顾你。”
“是啊。”
“他长得真不错。”她又说。
“同意。”
“你会嫁给他吗？”她突然问。
“会。”
“你父母会同意吗？”
这个答案很复杂，简而言之：“会。”
她忽然掏出手绢抽泣：“以前有个男人也对我这么好，我为了钱嫁了别人。呜……呜……我从没像今天这样后悔！”
我赶紧拥抱她。
她在我身上号啕大哭了十分钟，泪水淋湿了我的衬衣。
沥川洗完苹果回来，老板娘还在哭泣，他觉得莫名其妙，只得给我打手势，用英语问：“what happened？”
我无奈地看着他，细语低声，安慰那个伤心的妇人。
末了，她情绪终于稳定，我们跟她握手告别。沥川将苹果塞到我手上：“两个女人就是一个言情片，不管认识不认识。——昆明，你真是个情感丰富的城市！”
“别这么说，人家只是想起了伤心事。”
“你把这苹果吃了吧。”
“好好的吃什么苹果？”
“这不是让你在路上有点儿事干吗？”他苦笑，“不然你尽做白日梦，迟早要掉进沟里去。”
东街的超市沥川回来之前我经常去，主要是买方便面。沥川回来之后，我就再没去过。因为他喜欢早上买菜，说早上的菜新鲜。他还学会了做面食，从网上下载了一大堆菜谱，给我做过一次生煎包子。
我们买了一些蔬菜和水果。沥川饮食清淡，控制得十分严格，而我的口味很重，无辣不欢。为了让他不必每天特意做一份只有我才吃的菜，我也学会了清淡。可他执意要买些辣椒。就是那种四川人喜欢的海椒。
结果就在卖辣椒的地方，沥川被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婶拦住了。
她先是站在一旁打量沥川，过了一分钟，表情严肃地走到我们面前。我觉得大婶很眼熟，一定在哪里见过，想来想去没认出来。但大婶一脸悲痛的神情还是把我们怔住了。
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问道：“小兄弟，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好吗？”
沥川提着一包辣椒，看着她，有点摸不清头脑：“大婶，您说的是……哪边的情况？”
“汶川啊。你刚从灾区回来吧？那边重建的情况如何？我们居委会捐了一大车冬衣。我一个老婆子也帮不上大忙，就捐了五百块钱。我老家是四川的啊，我的一个侄儿也残废了，作孽啊……他岁数和你差不多，还没娶上媳妇哪。小兄弟，看你精神这么好，恢复得挺不错哟！”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我立在那里，石化了。
沥川啊沥川，你为嘛一定要买那个辣椒让人家误认你为四川人咧。
那场地震，沥川当然知道，我们也都捐过款。我这才想起这位大婶就在居委会工作。那时我的户口在北京，还在她那里办过暂住证呢。
我瞅了瞅沥川，他的表情很古怪。那种你只有在外国人身上才会看见的尴尬神色。
沥川看了看我，向我求救，我双手一摊，爱莫能助。我能说什么？难道我会说大婶您认错人了，这位兄弟的残疾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得了癌症？
这样说肯定不会吓倒她，但肯定会吓到我。因为我对“癌症”两个字十分过敏。如果能够，我愿意一辈子也不提起。
僵持几秒，沥川轻轻咳嗽了一下，然后，很大方很慎重地伸出手，和那位大婶握了握，很真诚地对她说：
“大婶，谢谢您的关心。我代表灾区人民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