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阴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千美元。”
“两千……”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
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
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
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
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
“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
“费萨尔？”
“是的，你能送我去吗？”
“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
“不知道，可是……”
“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
“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
“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
“我会付你车钱。”
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
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
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
“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
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
“当然。”
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
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
“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迸出来。
“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
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
“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
“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
“我小时候似乎也有一只。”
“爸爸带我去蓝色清真寺。”索拉博说，“我记得那儿有很多鸽子，在那个回教堂外面，它们不怕人。它们朝我们走来，莎莎给我一小片馕，我喂那些鸟儿。很快，那些鸽子都围在我身边咯咯叫。真好玩。”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说。我在想他有没有看到塔利班将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没有。
“你想念你的父母吗？”他问，把脸颊放在膝盖上，抬眼看着我。
“我想念我的父母吗？嗯，我从没见过我的妈妈。我爸爸几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时很想。”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想起爸爸粗壮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头不羁的棕发，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树干上一样。“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
“我开始忘记他们的面孔，”索拉博说，“这很糟吗？”
“不，”我说，“是时间让你忘记的。”我想起某些东西。我翻开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张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给你。”
他将相片放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转了一下，以便让清真寺的灯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着它。我想他也许会哭，但他只是双手拿着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抚摸着。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的话，或者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阿富汗有很多儿童，但没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递给我。
“你留着吧，”我说，“它是你的。”
“谢谢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里面。一辆马车发着声响驶进停车场。马脖子上挂着很多小铃铛，随着马步叮当作响。
“我最近经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说。
“真的吗？都想些什么呢？”
他耸耸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他哭了起来，轻柔地，默默地。“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阿米尔老爷？”
“当然。”
“真主会不会……”他开始说，语声有点哽咽，“真主会不会因为我对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下地狱？”
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缩。我收回手。“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我想把他拉近，抱着他，告诉他世界曾经对他不仁，他别无选择。
他的脸扭曲绷紧，试图保持平静：“爸爸常说，甚至连伤害坏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因为坏人有时也会变好。”
“不一定的，索拉博。”
他疑惑地看着我。
“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说，“我想这个你从我和他的对话中听出来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他……他有一次想伤害我，但你父亲救了我。你父亲非常勇敢，他总是替我解决麻烦，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个坏人伤害了你父亲，他伤得你父亲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亲救过我那样救他。”
“为什么人们总是伤害我父亲？”索拉博有点喘着气说，“他从不针对任何人。”
“你说得对。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亲爱的索拉博，这个世界有坏人，有时坏人坏得很彻底，有时你不得不反抗他们。你对那个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应该对他做的。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报应。”
“你觉得爸爸会对我失望吗？”
“我知道他不会。”我说，“你在喀布尔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他用衣袖擦脸，弄破了他嘴唇上挂着的唾液泡泡。他把脸埋在手里，哭了很久才重新说话。“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妈妈，”他哽咽说，“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时我很高兴他们不……他们不在了。”
“为什么？”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开。
“因为……”他抽泣着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这么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抽泣着慢慢呼出，“我很脏，浑身是罪。”
“你不脏，索拉博。”我说。
“那些男人……”
“你一点都不脏。”
“……他们对我……那个坏人和其他两个……他们对我……对我做了某些事情。”
“你不脏，你身上没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再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近。“我不会伤害你，”我低声说，“我保证。”他挣扎了一下，全身放松，让我将他拉近，把头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随着每声啜泣抽动。
喝着同样的奶水长大的人之间会有亲情。如今，就在这个男孩痛苦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裳时，我看到我们身上也有亲情开始生长出来。在那间房间里面和阿塞夫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
我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恰当的时间，问出那个萦绕在我脑里、让我彻夜无眠的问题。我决定现在就问，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着我们的真主房间的蓝色灯光之下。
“你愿意到美国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吗？”
他没有回答，他的泪水流进我的衬衣，我随他去。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没提起我所问过他的，似乎那个问题从来没被说出来。接着某天，我和索拉博坐出租车，前往“达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边缘”——观景台。它坐落在玛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兰堡的全景，树木夹道的纵横街路，还有白色房子。司机告诉我们，从上面能看到总统的宫殿。“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
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
“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
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
“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
“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
“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
“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
“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
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
“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