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父母家，都是一次荒凉之旅。
那是一个拆迁之后安置群众的小区，非常之大，多年来我都没有穷尽它的前后左右——事实上它一直在建造扩张中，居住在其间的人们不断用瓜果蔬菜、家禽宠物和生老病死填充这个小区。小区几乎有了自己的灵魂和意志，要生长。
但这改变不了荒凉的现状。大家原都以为拆迁能够带来大面积的富裕，七八年过去了，拆迁到拆迁为止，富裕成为故事。每次回家，我只能看到极少的人在路上匆匆走过，更多的人因为不够富裕，只能呆坐在某个地方，诸如电视机前，楼道口，自行车棚的阴凉里，或者坐在敌意和幻觉交错的自我之中。路上除了必须去做某件事的行人之外，还会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着聊天，一群心有不甘的人带着一身的灰尘和挂在外套上的债务听一个富裕的人讲述财富的故事。
小区外围，有世界上最小的沃尔玛超市，大概是为了彰显小而独特，它写作“沃而玛”。还有一家“好又多”超市，但“又”字风吹日晒之后少了一横，成了“×”字，和里面的漆黑一片相映成趣。来自异乡的重型卡车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按下喇叭，颤抖着把轰鸣声抛撒在原先是我们先人坟地的开阔大道上。这里的路太宽了，没有应对预期中的繁华，倒是呼应了真实的荒凉。
父母家里，也是一片荒凉。老年人的生活场所，回忆往昔成为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但和小区周围的一片动荡相比，这里干净整洁，处处反光，没有灰尘。厨房里没有一点儿油星，墙壁上没有丝毫污痕，马桶上没有一点儿屎尿，窗户总是死死关着，有时又谨慎地开着一道缝隙，缝隙里流露出对安全的追求。窗帘遮挡住阳光和视线，让房间里呈现出一种仓储室的排斥感。母亲对灰尘深恶痛绝，年近六十仍然每天和灰尘搏斗着。这是她维持生机的形式之一，另外一个形式，是等待我们一家三口回去，等待我们到家之后把女儿扔给她。
上周，我第一次在女儿出生之后单独带她回家。老婆有一个考试之前的短期培训。在早晨八点半我就把老婆丢在了培训地点，随后一边和坐在后排的女儿闲扯，一边不断加速朝父母家开去。不过四十五公里路程，其中三十公里是高速。九点出头，父亲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动身，我说，你下楼吧，我已经到你楼下了。他吓了一跳，和母亲一道快速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收拾停当，让他们带宝贝孙女儿到附近转转，自己一个人回到了父母家里。
推开门的一刹那，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没有小孩没有结婚的时光，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家和几个小时的时间任由自己打发。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我和二十年前的我类似。但毕竟不一样了，当时的我为抽一口烟想尽办法，现在则是想抽就抽，毫无顾忌和敬畏。我多么希望有一尊神叫作“烟神”，和茶神、酒神之类的并列，让我们供奉和祭祀，这样我抽烟或许会有所顾忌，或者会出于对它的厌恶不再抽烟。但没有，没有烟神，没有传统，来去空空，香烟的背后没有群山和巅峰。家里熟悉至极，我连到处看看的兴趣都没有。斜靠在沙发身上，抽烟喝茶，看着手机，手机联网，里面内容无限多。或许因为太多，很多人皈依了手机。
我觉得无趣，出门，下去走走。最近几年，每次都是顺着一条不变的路开车到父母家楼下，少有步行。我从侧面的小路往小区外走去，一条巨大的黑狗出现在我眼前，看着我，低吼了几声，我小心走过去，它没有任何追加动作。楼房之间的绿化带做得不错，但边缘的土地上都种满了蔬菜，我看了看，都不怎么认识。一株株已经结穗的油菜花在风中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再也正不回来了。没走几步，我来到了小区的后门，这里有一条商业街，有规模，有气势，有各种各类货物出售，比如成人用品、汽车美容用品、各式糕点、老北京布鞋……但人很少。或许因为这时是周日上午十点左右吧，人们要么忙于正事，要么忙于闲事。
我走进药店，买了一盒眼药水，打算回城开车时点几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奶奶把药卖给我，收钱。我对这瓶药水顿时充满了疑惑，仔细看了看生产日期之类。这位奶奶应该做餐饮而不该做医药卫生，就像我在某个豪华西餐厅遇到一位说着山东话的老大爷一样，他更应该做中餐而不是西餐。
揣着药水，我想着接下来去哪里转转。每次回父母这里，除了去餐厅吃饭之外，我足不出户，就像小时候母亲严格要求的那样。这让我觉得和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脱节了。但现在，我不知道去哪里转转，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似乎还没有安置好，小区似乎正在发育，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丑陋的中学生。
我还是回家去了。一个角落里堆放着两尺多高的报纸，都是一家本地的晚报和本地的广播电视报。它们在这里依然享受着家具般的待遇，至少摆放一个季度才会被折旧卖掉。我一份份看，看的都是过去的体育版。时间在一场场早已过去的赛事报道中飞快地流逝，我听到了门外传来女儿叽叽喳喳的声音。在爷爷奶奶面前，她心情放松，随心所欲，被无限宠爱。
父母带回来几包菜，随后，快到无法想象，午饭好了，一道道菜放在了桌子上，丰富得让人疑惑不已。我们四个人各坐一方。父亲自斟自饮，母亲照顾着孙女儿，几乎忘记了自己也要吃饭。我和父亲闲聊，偶尔骂一句女儿。此情此景像极了多年以前，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轻声说话，沉默多过交谈，只是委屈了女儿，当时她不存在，现在，她必须像一个玩具才能让我感觉和当年一样。
饭后父亲忙着收拾，母亲照看女儿，同时给我一些教诲，比如“早饭一定要吃好！”“在单位里要跟人处好关系，不然不难过吗？”“照顾好她们母女，这个小孩多可爱呀，真的是老天赐给你的礼物啊！”我一阵难受，不是教诲本身，而是从来如此，反复这么几句。这些话和墙上的阴影、房间里的气味以及饭菜的口味一样，几年来丝毫不变。这就是荒凉。
我决定出去走走，当饭后散步。问女儿要不要一起去，她不愿意。我从侧面的小路往小区外走去，一条巨大的黑狗出现在我眼前，看着我，低吼了几声，我小心走过去，它没有任何追加动作。楼房之间的绿化带做得不错，但边缘的土地上都种满了蔬菜，我看了看，都不怎么认识。一株株已经结穗的油菜花在风中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再也正不回来了。没走几步，我来到了小区的后门，这里有一条商业街，有规模，有气势，有各种各类货物出售，比如成人用品、汽车美容用品、各式糕点、老北京布鞋……但人很少。或许因为这时是周日上午十点左右吧，人们要么忙于正事，要么忙于闲事。
我走进药店，买了一盒眼药水，打算回城开车时点几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奶奶把药卖给我，收钱。我对这瓶药水顿时充满了疑惑，仔细看了看生产日期之类。这位奶奶应该做餐饮而不该做医药卫生，就像我在某个豪华西餐厅遇到一位说着山东话的老大爷一样，他更应该做中餐而不是西餐。
揣着药水，我想着接下来去哪里转转。每次回父母这里，除了去餐厅吃饭之外，我足不出户，就像小时候母亲严格要求的那样。这让我觉得和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脱节了。但现在，我不知道去哪里转转，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似乎还没有安置好，小区似乎正在发育，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丑陋的中学生。
一点钟左右，烈日当空，我回来，带着又买了一次的一瓶眼药水。我知道自己重复了，但十来块钱的浪费我能承受。以十来块钱的代价让自己进入重复循环的状态，我也愿意。母亲对我说：“你要不要睡一会儿？”我说：“好，不然回去开车没精神。”但我睡不着，女儿和母亲打打闹闹，做着幼儿园里教的游戏，女儿是主导，母亲成了任她指使的同学，甚至是道具。我努力闭着眼睛，努力想让自己睡着。回城的路上有一段是进城，或许会堵车，那种情景需要气定神闲，不能疲惫。
两点左右，我实在睡不着，站起来对母亲说：“杜大伟住哪一幢，我去看看他。”杜大伟是我初中同学，当年的好友，十多年来没有联系了。因为拆迁安置，他和我父母从原本相隔遥远的两个行政村变成了邻居。他关照过我父母，让我回来一定要去找他。这是三年前的事了，今天，我觉得我可以去找他聊聊。
“他呀，他已经不在这边了，跑掉了。”
我很吃惊，等着母亲继续说：“他看开三机（三轮摩托）赚不到钱，就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做生意，生意刚刚好一点，就跟人赌博，现在好了，欠了二三十万的债，跑了。”
我随口问一句：“二三十万的债就要跑走？”
“你以为挣钱容易吗？这么多钱，他随便做什么生意，不吃不喝也要十几年才能还清。这个债厉害呀，利滚利，他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他卖一套房子不就能还清啦？”
“他家一共分了三套房子，他老子、娘住一套，不能卖，他弟弟住一套，他自己的已经卖掉了……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刚结婚那一年，我和老婆一起回父母家。我们动身离开时父亲在打麻将，不送我们，母亲和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新鲜蔬菜往车站走去。当时我们没有车，从小区走到车站，非常漫长，然后坐车到地铁站，再坐地铁回家，分三步走。我们手上的东西太多了，父母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这对成家之初的夫妻。老婆看着小区门口的三机说，我们坐马自达（三轮摩托）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一句，然后和一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瞬。他就是杜大伟，戴着眼镜，白皙的脸上镶嵌着一圈络腮胡子。我收回目光，快步往前走去，边走边说，快走几步就到车站了。
那段路其实很远，但我还是鼓足力气往前走去，全然不顾手里拎着山芋、南瓜、玉米面是那么沉重。杜大伟斜靠在三机上的样子刺激了我，他身体倾斜，目光空洞，等着生意。那是我见过的最为空洞无物的目光。我自己大包小包的样子也刺激了我，我们都很累，还是不要相认相见的好。
在回城的车上，我对老婆说：“刚才那个开三机的，是我初中同学。”
老婆惊讶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坐他的车到车站呢，走了那么长时间。”
我说：“没办法坐他的车，给钱他不会要，他一直很骄傲。”
“那他怎么开三机？”老婆问，言下之意就是他现在怎么这么惨。是的，刚才看他放松地靠在车上，我看得出他的时间都耗在等客人用车上，一趟往往只能赚三五块钱。
我告诉老婆，他虽然骄傲，但考试成绩不好。不好到老师见了就很厌恶的程度。那时大家上学的目的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学校和老师考试升学率如何，是农转非。如果升学率高，思想、理论、经验、奉献之类都会随之而来，广为宣传。不高，学生就是老师和学校的罪人。
“但是他凭什么骄傲呢？”
“他数学好，没有辅导就拿过省奥数的二等奖，老师做不出来的大题目他都能做出来。”
老婆不解地问：“那其他的学科很差？”
“是很差，严重偏科吧。到了初三，他数学也一点儿不好了，其他人考试比他好的太多了。”我接着说，“他总是因为成绩太差被打被骂，有时候被打得哭半天。”教育就是一个权力的祭坛，我们都是供品。有的供品光鲜、坚硬，不能入口；有的供品早早烂了，被处理掉了。杜大伟就是被学校处理掉了，后来上了一个最差的中技学校。
老婆问我：“你们当时玩得怎么样？”
“玩得很好，后来他不跟我们玩了，初三时几乎要退学了，回家不肯上学，但中考时还是来了。那个时候他每一门都很差，是最差的那一种。”
“那你们毕业之后没有联系？”老婆又问我。
“写过几封信。我喜欢写信，但是他不喜欢，渐渐不联系了。我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老家，现在拆迁了，你也看到了，他开三机。”
看来我是找不着杜大伟了。母亲还在说着杜大伟的事，一些细节，然后她重复着：“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我看了看有点儿得意和快意的她，没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儿子现在落脚城市，有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就是很圆满了。她不知道，我现在总是感觉，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没有前途，没有名誉，没有舒心自然。太多的时刻我多么希望回到老家，从事和二十多年前类似的事，吃类似的食物。或者直接回到二十多年以前吧，躲在那里，哪儿也不去。当然我回不去了，中考、高考两次考试让我获益了，走远了。不然，我就是杜大伟。
成为了杜大伟的我，不能确保可以勤劳致富，很大的可能，也是会贷款做生意，弄得很失败，借钱去赌博，搞得很失控。然后，逃到仅仅看地图就觉得遥远的地方去，死也死在很远的地方。那时，杜大伟的母亲等人会反复说：“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带着女儿，回城。我问女儿：“爷爷奶奶有没有带你去爬山？”她说没有。“那他们有没有带你去钓鱼呀？”她还是说没有。她很聪明地问我：“爸爸爸爸，你小时候是不是常常玩这些东西？”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感慨说：“我真想到爸爸你小时候去玩哪！”
我说：“我也想带你去呀（这话多么科幻，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回到了自己十岁那年），但是我们去不了了！”
“为什么？”五岁不到的女儿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气概，对不可能的事总是心存不服。
我说：“时间是一路往前的。不要说带你到我小时候去，就是带你回到昨天，也不可能了。”
女儿沉默了，汽车飞驰，发出轰鸣声。车窗外风声大作。女儿突然说了一句：“那我们只好把明天当成昨天了。”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