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就是一面镜子，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对那些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带有封建和资本主义双重性质的家族投去敌视的目光；新历史主义的潮流兴起以后，我们又习惯于用原生态、复杂性、碎片化等方式来解读曾经的望族。从红楼梦到家，从四世同堂到白鹿原，印象中我们面对的家族历史往往是刚性、苦涩、乃至血淋淋残忍的，而其中的代表大家族的典型人物也往往成为那个时代局限与封闭的符号。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站起来说话颠覆了我们对家族小说的惯性认识，从发掘家族和人物的现实意义出发，对在近代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宁波小港李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展示中华民族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小说写的是一个名门望族的血泪史，这个家族的人，用他们可歌可泣的勇气和作为，谱写了一曲为民族大义而伤痕累累的悲壮歌曲。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家族。和那个时期的名门家族一样，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代，偏居一隅的小港李家不可避免地也要面临同样严峻的外部压力。但是，李家成员在重压之下，并不是勾心斗角、分崩离析，把一个巨大家产坐吃山空，或是为分家产而打的头破血流，或是四散逃难，而是和睦团结、敢作敢为，积极走出小浃江，走向斗争更为激烈的上海战场，把巨额的个人财富投入社会变革和国家振兴之中，他们招募武装力量，投资兴办实业，走向革命，积极与敌斗争。指导规范他们人生行为的共同信仰不仅仅是传统的家族观念，而是振兴民族的国家观念与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作为一家之主的秦夫人深明大义，李牧渔忧国忧民，朱山影敢于创新，尤其是主人公李家老三、曾是上海“青帮”老大的李牧涛在辛亥革命时期自己筹饷，组建军队支持孙中山先生；日军攻占上海和南京时，他又组织抗敌救援队，向前线的将士们运送物资，之后在东北置田种地，相依为命的妻子不幸病故从江南小镇，到喧嚣上海和冰雪北国，尽管经历了无数挫折和迷茫，他并没有放弃振兴中华民族的理想和抱负，转而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们妻离子散，家族衰落，却矢志不渝。“小说将宁波帮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家族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
历史是复杂的，但是每个作家在自己笔下处理历史的方式当然与这个作家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密切联系。反观那个时代，真正扭转历史走向的当然是广大人民，但是当我们细致做了一番考察后，发现那些曾经被标称为“名门望族”的一部分人在历史上并非完全是曾经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的那样没落，他们在民族危亡起的积极作用似乎不可小觑，力量也似乎更大。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这些家族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似乎比普通的百姓之家更为严峻，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视野开阔，头脑敏锐，对局势的审视更准确更清晰。李牧涛、袁月等进步形象跃然纸上，与我们惯见的抗争题材不同，他们更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也回归到了小说创作“顺着人物写”的本质，体现了文学创作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也可能更能被擦亮、闪光、张扬。
因此，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试图对曾经的这一群人的精神世界做一个自己的评估。衣向东就做了这样一个努力。衣向东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温情和积极弘扬文学正面引导作用的作家，在他迄今为止发表的几十个中长篇小说和剧本中，我们基本见不到所谓的先锋文学中那些暴露生活中假、丑、恶，用血腥、暴力、性爱来揭示人性之恶，表达灰心、迷茫，价值丢失的悲观情绪，当他把写作的触角伸向历史题材的时候，他仍然延续了这一写作倾向，站起来说话就是其中的代表，小说能以小见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与作者的创作理念相适应，在题材上这部小说也是重点钩织家族外部矛盾，而对内部矛盾上采取了弱化删减的方式，这种“重外轻内”的写作策略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形成了较好的呼应。在具体情节布局上，衣向东仍然采取了他一贯的小说叙事策略：采取传统方式讲故事，主副线索分明，矛盾错综交织。作者以李牧涛为主线人物，由他贯穿起这个家族在上个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革命和实业救国的历程。其他人物或与其形成冲突，在一次次冲突慢慢塑造出他们的精神塑像；或侧面配合映衬，为主要人物形成多声部伴奏。李牧涛主要的对头人物是袁开福，同属于社会上层，但是袁开福见风使舵，心狠手辣的，他的身影贯穿了小说的大部分章节，成为那个时代的各个时期腐朽没落的阶级代表，与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族立场上保家卫国的李牧涛家族形成强烈的鲜明的对比，成为一本活教科书。小说中的主情感线涉及三个不同身份的女性，而作者的设计别具匠心，让李牧涛死敌袁开福的女儿袁月成为最主要的女性，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的设计让小说的矛盾缠绕更加细致紧密，情感纠结更加错综复杂。而除感情外，袁月的特殊人生经历，也让这个小说情节更加起伏跌宕。至于家族中其他人物，也是各具特色、轰轰烈烈，为小说更好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面和纵深感起了添姿加彩的作用。
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衣向东在写作中总是十分重视读者的阅读感受。这部小说时间跨度较大，人物众多，读起来却有条不紊，给人的感觉十分清透，这与作者的高超的叙事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把握线索，设置悬念，理清背景，突出人物，事件交代干净利索，叙述节奏明快自如都使这部小说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读罢，我们不得不引发这样的思考：国破家亡的时候是谁在站起来说话？当然是民族的精英和脊梁。我们已经记住了那些风流人物，我们似乎还应该记住一些曾经被遗忘的家族和曾经被遗忘的人，因为他们也曾呐喊。作为一篇成功的小说，站起来说话的文学标准无可争议，小说也巧妙地回答了文学作品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指向性观点，提供了我们进行铁路题材文学作品创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