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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微博上发过全副武装地去检验艾滋病病人尸体的图片，结果引来了很多骂声。当然，这些骂声我并不会接受，因为我觉得法医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护没什么不对。尊重艾滋病病人，不意味着就要没有防护地检验艾滋病病人的尸体。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认真完成艾滋病病人尸体的检验，还死者公道，才是对艾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
法医在实践工作中总会遇见很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打退堂鼓的，只有硬着头皮去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的细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做好自我防护。这并不是因为法医们都怕死，而是如果因为工作被传染了疾病，甚至连累到了家人，那才是在作孽。
因为经费问题，在现阶段，法医并没有配备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点板。只有在法医尸表检验中发现尸体的异常，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怀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种烈性传染病，然后才进行特殊防护措施。
其实，这就是法医工作最大的危险点了。
一个省一年有上万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需要基层法医去检验，而这些尸体里究竟有多少烈性传染病的，没人做过统计。绝大多数都是在尸体火化后，通过调查才知道，或者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平时使用的橡胶手套都是普通的医用手套，刀尖一碰就碎，甚至会划伤手指。而在尸检过程中，万一出现了操作失误，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呼吁各地划拨更多的耗材经费，让法医尸检工作的防护标准普遍升级，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解剖必须穿全套式解剖服、戴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另一方面，和疾控中心达成协议，给各地法医配备常见烈性传染病快速检测点板，强制性地要求法医在尸检前必须先行筛查。
但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一来经费有限，二来很多法医也怕麻烦。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夏天的时候，防护服里面甚至都恨不得真空。如果穿了全套式解剖服在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室内工作几个小时，怕是没有能活着走出解剖室的法医了。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尽可能保护自己。所以话不多说，我和大宝继续尸体检验。
死者全身大面积挫伤、皮下出血，但是并没有开放性的创口。死者的颈部和口鼻也没有因为扼、勒、捂形成的损伤，头皮也是完好无损的。这样的检验结果，基本就排除了死者是颅脑损伤或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了。
尸体背部是大面积的皮下出血，深浅不一，因为是多次受力，所以皮下出血都已经融合成大片，甚至看不出致伤工具的形态，有的挫伤还伴有一些表皮剥脱。好在大宝清理尸体上附着的尘土之时，使用的是酒精棉球。在这个时候，酒精已经带走了皮肤的一些水分，使得皮肤上的挫伤痕迹更加明显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所说的酒精大法。
在死者的背部和臀部，我们发现了几条竹打中空的损伤痕迹。竹打中空又叫铁轨样挫伤或中空性挫伤，是用圆形棍棒状致伤物垂直打击在软组织丰富部位形成的一种特征性挫伤。因为击打时受力面瞬间受压，毛细血管内的血向两侧迅速堆积，导致受力面两侧毛细血管爆裂、皮下出血，表现为两条平行的带状出血，中间夹一条苍白出血区。能清楚地反映致伤棍棒的宽窄、直径或形态特征。
我用标尺量了量带状出血的间隙，大约三厘米，说：他是被三厘米直径的圆形棍棒反复击打后背部形成的损伤，我估计啊，他的死可能也和这个有关。
因为尸体还没有解剖，所以我没有说死，小心翼翼地用刀打开了死者的胸腹腔。因为我是主刀，我反复叮嘱对面的助手大宝和宁文，要求他们逐一下刀，别人动的时候，就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由于操作失误而伤手的法医，都是为了追求效率，主刀和助手同时下刀造成的。
和设想的一样，死者的内脏器官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胃、肠内都是空虚的。我提取了死者主要的内脏器官以及耻骨联合送检。
死者应该是十二个小时以上没有吃过东西了，提取的内脏送到方俊杰主任那里进行法医组织病理学检验，特别是肾脏要仔细看。我一边穿线准备缝合，一边说。
耻骨联合也分开了。大宝说，有二十多岁吧，等我煮完了，再看具体的年纪。
楼上有发现。程子砚走进了解剖室说，秦科长你们都快完成啦？死因搞清楚了吗？
别靠近，有艾滋病。韩亮想拦住程子砚，胳膊却碰到了她的胸部，程子砚的脸瞬间红了起来，显得有点尴尬。
嘿，你可别想打我们小程什么主意。陈诗羽站到韩亮和程子砚之间。
你这话说的。韩亮摇了摇头。
什么发现？我问。
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程子砚打着手势，表示自己难以表述清楚。
我点点头，把针递给宁文，一边脱解剖服，一边说：好的，我这就上去。死因还需要等老方那边的组织病理学检验结果出来，才能最终定论。不过，依据我的经验，基本可以肯定死者应该是死于挤压综合征。